邂逅十年里很少见面，可他音容、品格如影相随。他和他的足球感召、激励了我，是自己奋斗的榜样和动力。书信往来使我们从相逢、相知、相恋、相思守候了十个春秋。之后，那是一段特殊年代特殊时期背景下开始的另一段人生。
1963年至1965年他从国家队回来，我在参加卫生工作队，足有三年没机会见面，书信是唯一表达方式。后来发生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我和他的家庭同时遭受同样的打击，抄家逐门。他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（因为资本家出身成分，运动成绩优秀，修正主义等混账话的帽子），被抄家、写检查、不准训练等等至今想起仍是哭笑不得、啼笑皆非的待遇。虽然尊严受损，但他信念不变，仍不放弃梦想，没有畏惧，异常的心理稳定，在绝望和逆境中坚持了下来。我关怀温暖他的唯一办法是放弃等待，大声宣告，毅然决然嫁给他，牵手一辈子共度苦难、生死相随。在之后的艰难日子里，我带上几个月的孩子在深秋寒风扫落叶的晚上，在体育馆铁栏杆外等候见他一面，互问平安，互相慰藉。
妻：巧玲